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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北方: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

前不久我个人的评论集《北大南门朝西开》出版了。书出来之后,我收到的最有意思的读者反馈来自我父亲,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我看你书里的那些文章,国内国外的大事你都发表看法,要是习近平看见了,他能高兴吗?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我只能说,主席工作是很忙的,恐怕没时间看到我的书,而且现在的舆论是很开放的,国家允许大家讨论,他就算看到了也不会不高兴。

这当然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对话,但当我从中抽身出来,发觉这其实构成一个深入讨论的起点。我父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老百姓,他提出问题的方式在老百姓中也是常见的。

那么,他为什么会自然地觉得某个个人与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发生直接联系的可能?这样的思考方式中隐含着怎样的对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想象?这样的国家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它对思考改革中的国家角色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又有什么样的启示?

国家内部二分的国家观

近年来,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舆论界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不及新世纪之交的那些年热烈了。

那些在分析思路上秉承西方式的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论者们,其出发点之一是,只有出现一个能对国家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的市民社会,才能落实民主机制,进而国家才能平稳发展。这种理论把国家视为“必要的恶”,包含了两重预设:第一,国家如果直接面对没有社会保护的个人,会构成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第二,国家是铁板一块的,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构造。

这种理解方式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药方”不但被中国发展的实践否定了,而且在理论层面也是有问题的。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对西方自视为高贵的价值观的再确认。用这套东西来看待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削中国之“足”以适其“履”。

中国是否可能存在着一种无须西方政治理论予以确认的政治模式?答案是肯定的,它是历史形成的,就存在于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理解之中。学者项飚将主流理论称为“政治文言”,称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为“政治白话”,他认为,社会科学界的任务之一就是提炼“政治白话”,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白话政治”。

项飚在《普通人的“国家”理论》一文中概括指出,与主流理论先入为主的假定不同,当今在中国最受普通人认同的范畴是“国家”,“国家”被自然化和总体化了,被赋予了道德上的合法性,老百姓不觉得国家强大是什么坏事,相反,他们不信任社会,“社会上的”人和事意味着不正规,与寻求市民社会式的自我管理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跟国家建立联系;但普通人在总体上认同国家的正当性和道德性的同时,对地方国家机构怀有很深的不信任感,跟它们打交道时倾向于利益化和无规则。与此同时,地方国家机构具体的失当行为又会进一步激发起老百姓对国家的道义期望。项飚认为,大多数人对政治的这种理解方式,有助于解释当今中国总体稳定和局部失序并存的局面。

这种观察显然要比所谓的主流理论更接地气,进一步否认了将主流理论生搬硬套于解释中国的合理性。这里所说的“国家”的含义也要更复杂一些,它不同于狭义理解的“国家机器”(state),而是包含了疆界、历史、人口、国家机构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文化想象的广义上的国家。在老百姓的话语里,“国家如何如何”是常见的句式,但他们可能既清楚所说的国家是什么,也可能不清楚国家是什么。

可以补充的一点是,在老百姓的国家想象中,国家不仅是正当的和道德化的,个人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是亲密的。这种理解方式从我父亲的话里可以反映出来,他自然地认为领导人会看到我的书,而且我也不应该惹领导人不高兴—习主席作为国家元首,在这个语境中是作为国家的象征出现的。这种理解方式也可以从民间流行的对习主席的称谓窥见一斑,习大大—“大大”是陕西话,是对有亲缘关系的长辈的称呼。

但这完全不妨碍老百姓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家。他们不信任日常与之打交道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体系内部存在的贪腐现象深恶痛绝。然而,这些具体的负面现象并未导致老百姓对国家总体上的不信任,相反,抽象的国家,或者说中央,构成老百姓批判的资源和斗争中可以援引的现实资源。越级上访也可以视为这种“辩证国家观”的表现形式。

入选2015年《南风窗》调研中国项目的中国传媒大学团队研究了南水北调水源地居民对国家的看法,他们的实地研究也表明,生活受到南水北调工程波及的居民对国家的相关政策是满意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地方政府的执行层面。

以上讨论可以表明,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不适用于中国,奥威尔式的对国家的妖魔化想象(“老大哥在看着你”)只在少数公知化的人群中有市场,普通百姓并不买账;老百姓也没有简单地把国家视为一个整体,他们用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国家,即区分中央国家(或者说抽象的国家)和地方国家(或者说具体的国家机构)。

“辩证国家观”的历史形成

中国人理解国家的独特方式乃是历史的产物。项飚认为,在近代西方,国族(Nation)产生于政体国家(State)之前,前者被自然化了,是人的情感归属的对象,后者则是人为的,被认为是需要警惕的;而中国近代以来备受侵略之苦,国族是被拯救的对象,作为拯救手段的政体国家与国族同时诞生,并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不可分割。于是中国人的国家理解是总体性的,即很少区分国族与政体国家。另一重原因是在近现代反复的革命中,始终存在“理性国家”和“动员型国家”的矛盾,前者是指作为理性组织系统的国家,后者倡导激进意识形态和广泛动员,“国家代表着一系列终极价值,国家本身成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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